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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子

＊本文摘自《中原突围史》，原标题为《关于中原突围的几个问题（代序之三）》。作者任质斌。

原注: 这是中原突围时任中原局委员、中原军区副政治委员兼第二纵队政治委员，创立豫鄂陕根据地时协助李先念司令员主持工作的任质斌同志，1984年6月24日在北京“豫鄂陕边区党史座谈会”上的讲话。

个人认为这应该是目前所见到的关于“中原突围”最客观、中肯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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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质斌（1915—1998），山东省青岛市即墨区人。早年曾考入北平平民大学和国立中国大学，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并被组织派往江西中央苏区学习，1934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先后任中央苏区“反帝总同盟”代主任，《红色中华》报社秘书长（社长沙可夫）、社长，中华苏维埃西北办事处秘书长（主席博古），红军庆阳教导师政治部宣传科科长（主任罗贵波）；参加了中央苏区第四、五次反“围剿”和红一方面军长征。

全国抗战时期，先后任中共陕甘宁特区陇东特委常委、宣传部部长（书记袁国平），中共陕甘宁边区陇东分区庆阳县委书记、镇原中心县委书记，延安马列学院学员，中共河南省委副书记（书记朱理治）、豫鄂边区委副书记（书记郑位三，代书记陈少敏），新四军豫鄂独立游击支队信南第3团政委（团长朱军）、支队政治部主任（司令员李先念，政委陈少敏），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政治部主任（司令员李先念，政委朱理治）、代政委，豫鄂边区军政委员会书记，新四军第5师政治部主任（师长兼政委李先念）、代政委，第5师兼鄂豫皖湘赣军区副政委和政治部主任（师长兼司令员李先念，政委郑位三）；曾兼任中共河南省工委书记、豫南游击兵团政委（司令员黄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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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质斌（右）、郑位三（中）、李先念在鄂豫边抗日根据地

抗战胜利后，相继任中共中央中原局委员（书记徐向前，代书记郑位三），新四军第5师兼鄂豫皖湘赣军区副政委，中原军区第2纵队政委（司令员文建武）、军区副政委（司令员李先念，政委郑位三），中共中央华东局宣传部代部长（部长舒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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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质斌与新四军五师战士一起在行军途中

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中共中央山东分局秘书长、分局副书记兼统战部部长，中共青岛市委书记（1952—1953），山东省人民政府秘书长，中共中央华东局政策研究室主任，中共安徽省委常委、省委书记处书记兼秘书长（1963—1967），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1973），中共安徽省委常委（1973—1979）、省委统战部部长、省委秘书长，第五届全国政协常委（增选），国家文物管理局党组书记、局长（1980—1982）。是中共第十一届中央候补委员，第一、二届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

1998年12月22日在北京逝世。

正文

我想了一下，说五个问题：（一）中原突围是正确的；（二）向西突围不能说是错误的；（三）坚持豫鄂陕斗争的意义和作用是很大的；（四）北渡黄河是正确的；（五）晋城高干会议是没有起积极作用的。我说的虽然是些空泛的议论，但不是没有针对性的。

（一）中原突围是正确的

1946年6月底，我中原部队分路突破了国民党30余万军队的重重包围,实现了战略转移。应该肯定，这个突围是正确的。

自1945年8月日寇投降起，到1946年6月中原部队突围，五师及中原部队英勇顽强地进行了10个月的战略坚持，拖住了国民党'下山”抢夺抗战胜利果实的30 余万大军，的确起了把守中原大、大量牵制蒋军的战略作用，为华北、华东的兄弟部队准备迎击国民党挑起的内战赢得了时间，创造了有利条件。

抗战胜利后，王震、王首道同志率领的八路军第三五九旅南下支队自粤北返，王树声、戴季英同志率领的河南（嵩岳）军区部队从豫西南下，同新四军第五师于1945年10月下旬在桐柏地区会师，组成了6万余人的中原人民解放军。并以位老（即郑位三）和先念同志为首，成立了中原局和中原军区。

1945年10月10日国共两党签订《双十协定》之后，我党按照协定，将广东、浙江、苏南、皖南、皖中的部队都陆续地撤到了华北和苏皖边区。只有中原部队尚未撤离。

三大主力会师后，进行了湖阳、双沟、郦仪等较大战斗。由于这几次作战没有达到全歼犯我之敌的预期目的，国民党军队气焰嚣张，步步向我紧逼,使我根据地逐渐缩小，财政日益困难。为了摆脱这种困境，中央曾同意中原部队主力实行战略转移，以大部主力去皖东。中原军区当时确定，王树声部3个旅、三五九旅转移到皖东去，与新四军二师会合；同时由王震、周志坚同志和我带第十三旅护送，能回则回，不能回也留在皖东。五师的其余部队由先念同志和位老、陈大姐（即陈少敏）率领留在中原地区坚持。我们到了平汉路东，刚打下了光山，党中央发来了1946年1月10日的停战令，说国共两党签订了就地停战的协定。于是，先念、位老发电报给我们，要我们到宣化店开中原局会议。在会上，大家都异口同声地说不走了。其所以如此，一方面是执行中央的命令，一方面是舍不得离开老根据地。后来有人说：当时如果不管就地停战的命令，继续进军到皖东，那就可以保存四五个旅，到第三次国内战争爆发以后，对全局的贡献可能更大一些。我看，不应该这样提问题。对于党中央发出的事关全局的命令，怎么可以拒不执行呢？

停战期间，国民党对我在战略地位上比较突出的中原部队，逐步包围压，实行经济封锁、政治破坏。鉴于这种情况，中央又曾在 1946年二三月间指示中原军区力争合法北移。为此，中原局和中原军区曾经进行过争取部队合法转移的斗争。当时根据《双十协定》的有关条文，数度向国民党交涉中原部队转移至苏皖解放区。王震同志去和国民党谈判，主要就是谈和平转移问题。但国民党认为我们已经是他就要吃到口里的东西，我们要和平转移，他不干。他们继续调兵遣将，以 30万之众重重包围，妄图像发动“皖南事变”那样歼灭我中原军区部队，然后再向我华中、华北、西北等解放区展开全面进攻。

在这千钧一发的形势下，我党我军对于国民党强加在我们头上的全面内战，是束手就擒、坐以待毙，还是挺起胸膛接受敌人的挑战？党中央和毛主席从当时严峻的实际情况出发，以无比的勇气毅然决然地选择了后一条路，指示中原部队坚决突破国民党军队的包围，向其他解放区转移。党中央和毛主席当时的战略决策，很像解放后的抗美援朝，充分显示了非凡的革命胆略。

根据中央指示正式作出突围的具体部署，是在1946年6月20、21日。当时确定大小分七路突围，主力是两路。接到党中央和毛主席6月23日关于“同意立即突围，愈快愈好，不要有任何顾虑，生存第一，胜利第一”的复电后，我们行动很快。蒋介石的部署是，7月 1 日向我中原部队发动总攻；我中原部队于6月26晚分路举行突围，比他早了几天。

这时进行突围转移，完全应该。不然，就会成为新的“皖南事变”。人家30余万大军，我们只有5万人（原有6万部队己复员了1万），敌我力量对比悬殊太大了；加之我们处在他的心脏要害地区，他是势在必争的。即使我中原部队能在根据地周围打几个大胜仗，也无法保住原有的根据地不丢。

这从 1946年秋华中部队在苏皖地区虽曾’七战七捷”，但仍不得不转移到山东的战例中，即可得到旁证。

中原突围虽然有损失，但中原部队的基于力量保存下来了，而且打乱了敌人的作战部署，杀伤了大量敌人，继续牵制了国民党军的大量兵力，使之不能在其预定时间里集中兵力转向对华中、华北、西北等解放区进攻。

这些都说明，中原突围是正确的。它是我党我军历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事件，是党中央、毛主席在重大历史转折关头的重大战略决策，是中原部队粉碎国民党企图消灭我中原军区主力、制造新的“皖南事变”阴谋的重大胜利。正是以这一壮举为起点，展开了伟大的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

（二）向西突围不能说是错误的

在部署中原突围时，我军选定了“主力向西”的战略转移方向。主力向西突围究竟对不对？有人议论说，当时向东突围的皮定均旅，掉队落伍的不多，力量没有大的损失，你主力部队若是不向西而向东突围，是不是也会好些？

关于突围转移的方向，当时的计划是主力经鄂西北、陕南，走陇东到陕甘宁边区。在正式确定这个突围转移计划时，中原局的委员们是一致同意的。

为什么主力不向东突围转移呢？一是因为：王震同志在同国民党谈判我军合法转移时，就是讲的要转移到皖东地区，所以国民党对我向东转移防范较严，他们的兵力部署的重点就是防我向东转移。二是因为：淮河与长江中间有个巢湖，如果主力向东，要么从长江与巢湖之间的狭窄地带通过，要么从淮河与巢湖之间的狭窄地带通过。当时广西军的战斗力较强，如果把两条狭窄地带封锁起来，我们的大部队就进退两难了。这个问题，当时曾经摆开地图研究过。

皮定均那个旅很顺利地到达皖东，很难说明若主力向东突围，也一定会很顺利。皮旅只几千人，在出敌不意的情况下，几个钟头即可通过上述狭窄地带；而中原部队的主力却是三四万人，行动就不那样灵便了。二者不可类比。因此，没有根据说主力向西突围是错误的。

当然，向西突围的具体部署并不是完全没有缺点的。从领导思想讲，当时我们把突围到陕甘宁边区看得简单了一些，对于进行外线作战一一特别是对于到鄂西北、豫鄂陕崇山峻岭中作战的困难估计不足。

中原局的委员，多数是经过了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当时以为突围到陕甘宁边区不过两三千里的行程，来个20 几天的急行军就到了。这有点经验主义。事实上，1946 年中原突围时的情况，同过去红军长征时的情况相比，发生了很大变化。这些变化是：

第一，国民党的军令、政令相对统一了。红军长征时，还有一定程度的军阀割据。红军进入四川，云南、贵州的军阀部队就进不了四川；红军到了陕西，杨虎城的军队又不准四川部队进陕西。红军可以利用这个矛盾。而中原突围时，国民党的中央军、杂牌军虽然仍有一定的矛盾，但都脱离了自己的地盘，可以全国调动。

第二，国民党军队的装备、火力加强了。红军长征时，国民党军和红军都是两条腿走路，但国民党军队跑不过红军。而到中原突围时，国民党可以用汽车、公路运兵了。我们到浙川时，发现原被甩在屁股后面的敌人，却已利用公路汽车赶到我们前边了。这时国民党军队的装备大大加强了，一个班就有一挺轻机枪，能组织起严密的交叉火力。

第三，国民党的地方保甲组织建立起来了。保公所里装有电话，我们的部队刚一出动，他的电话就打到前边去了，马上就搞坚壁清野。

这三点，我们在中原突围前都认识得不深。此外，当时也没有深刻地认识到鄂西北、陕南是崇山峻岭、穷山恶水，很不利于大部队行动。后来，部队过汉水、丹江后，在鄂西北和秦岭山间里走，不仅人烟稀少，粮食、宿营都很困难，而且山高、路险、沟深，在一条沟里走几十里路，转过来、转过去必须过几十趟河。夏天过河，水也刺骨的凉。所以走几天，鞋子就磨烂了。以后打赤脚走，脚又磨破了。马掌也磨掉了，马也走不动了。那个境遇是很苦的。

如果我们在突围以前，对进行外线作战的困难估计得足一些，准备得好一些，损失当然会减少一些。但在国民党军队的主力没摧毁之前，大兵团伸到敌人腹地作战，再强的指挥员也不可能使部队不受损失。1947年刘邓大军在晋冀鲁豫地区打了许多大胜仗以后，挺进到大别山，不是也遇到了许多困难么？那还是胜利的反攻呀！当时我们是突出重围、向西作战略转移的部队,不受一定损失是不可能的。

所以，对主力向西突围中的损失应当作具体分析。有些损失是可以减少的，有些损失是不可避免的。由于突围前对进行外线作战的困难估计不足，因而使可以减少的损失未能减少，这当然是失误，但不能以此作为否定突围方向的根据，不能说明主力向西突围是错了。

（三）坚持豫鄂陕斗争的意义和作用是很大的

我突围到陕南的部队，自 1946年 8月初在豫鄂陕边区建立几个军分区起，到北渡黄河止，又在豫鄂陕地区坚持斗争了半年多时间。这是遵照党中央发出的新的指示——在敌后就地创立根据地、继续在外线牵制反动派的指示进行的。在半年多的坚持中，豫鄂陕军区部队又牵制了国民党军队的好几个旅，特别是推迟了胡宗南进攻延安的时间，为其他解放区内线作战的兄弟部队夺取胜利起了很大的配合作用，意义是很大的。

这半年多的坚持是极为艰苦的，我军又一次经受住了严峻的考验。当时党中央确定中原局的几个领导同志回延安，派汪锋同志到豫鄂陕边区主持工作。汪锋同志是受命于危难之时，他和豫鄂陕边区党委、军区、行署的几位同志，积极领导了这场艰苦斗争。

在这场艰苦斗争中，陕南的地下党和游击队是很坚强的。如果没有陕南地下党和巩德芳等同志领导的陕南游击队的支持和帮助，那我军就更困难了。现在写这段历史，应该大书特书当年的陕南地下党和游击队。

与突围到陕南的部队一样，突围到鄂西北的部队和留在鄂东、鄂中坚持的部队，也都进行了具有战略意义的斗争，取得了很大成绩，发挥了很大作用。有些部队在极端困难的环境里，一直坚持到刘邓大军南下，用血和汗写成了光辉灿烂的历史。张体学部最后几乎打光了，打光了也是胜利的。担负牵制任务的部队，不可避免地要付出一定的代价嘛！

（四）北渡黄河是正确的

1947年二三月间，豫鄂陕军区部队分批北渡黄河，到山西晋城休整。

北渡黄河是正确的，把原新四军第五师的基本力量保存下来了，并且保存了很大一批干部。从突围进陕南到北渡黄河，我军在豫鄂陕边区顽强坚持了半年多时间。如果还继续坚持下去，再拖上半年，那损失恐怕更大了。

有人说，中央不是要你们在陕南坚持下去吗，怎么北渡黄河了？据我所知，当时不完全是这个情况。中原局的几位领导同志到延安后，过了一段时间，曾经决定我仍回陕南去，协助豫鄂陕军区的领导同志工作。临行前，我到刘少奇同志那里请示，刘少奇同志确曾讲过：一定要在陕南坚持，不惜牺牲，牵制住胡宗南的部队，就是打光了也是有意义的。但第二天上午，我又到毛主席那里，毛主席一面吃饭一面对我说：看情况办事，部队能在那里坚持就坚持，不能坚持就过黄河。后来的实践证明，中央是同意和批准了豫鄂陕军区部队过黄河的（汪锋同志插话：我1959年到北京，在怀仁堂小房子里,周总理对我说：你们不过黄河也不行。主席讲了，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北渡黄河，正是为了保存“青山”。当时的实际情况是你再坚持下去，也拖不住胡宗南的部队使他不进攻延安。虽然可以分散他的一部分力量，但起不了根本改变局面的作用。

北渡黄河，就是从陕南撤退。 1947年3月当国民党向我党中央所在地延安和陕甘宁边区进攻时,党中央不是也断然决定于 3月 19日主动撤出延安吗？这种撤退正是为了选择有利时机给敌人以致命的打击。

从陕南撤退，到晋城休整一下，让部队恢复恢复疲劳，然后再参加战略反攻，是对的。这已被后来挥师南下、重返中原的事实所证明。

（五）晋城高干会议是没有起积极作用的

1947年六七月间，原中原局在山西晋城召开了高干会议。这时，作为领导来讲，应该充分肯定中原突围的成就和意义，针对部队过了黄河后的一些失败情绪，大张旗鼓地宣传突围取得的重大胜利，给大家乡打气，多讲前途光明。红军长征到陕北时，毛主席就曾高度评价长征的伟大胜利和意义，说二万五千里长征是历史记录的第一次，起了宣言书、宣传队、播种机的作用。这对鼓舞士气起了很大的作用。

但是，当时中原局的部分领导同志对中原突围的意义估计不足，只看到丧失了根据地和部队大量减员的一面，没有认识到它牵制了大量敌人和保存了基干力量的战略作用。甚至有人曾经认为这次中原突围和“皖南事变”差不多。因而在这次高于会上突出地强调了要总结经验教训，并企图借此时机来克服某些同志的所谓“单纯军事观点”。这就助长了部分同志中本己存在的某些互相埋怨、互相指责的失败情绪。影响所及，后来有的同志竟认为中原局在领导中原地区工作时所执行的政治路线也是有错误的。会议只好无结果而散。这次会议开了60天，没有起到鼓舞士气、增强团结的积极作用，反而起了一些削弱团结、涣散人心的消极作用。同时，由于有些对中原突围的不恰当的论断是出自中原局的个别负责同志之口，致使外界不明真相的人也误以为真，这在一定程度上起了以讹传讹、混淆视听的作用。当时我是中原局的一个委员，在这次会议中没有起到应有的积极作用，也是有责任的。后来豫鄂陕军区部队改编为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十二纵队重返中原时，幸亏陈毅同志 1947年11月根据毛主席、刘少奇同志的指示，在淮阳地区讲了话，从战略全局上充分肯定了中原突围的重大胜利和五师部队的重大贡献，才把大家的劲重新鼓起来了。现在编写中原突围史，应该从正面的叙述中，来消除那些消极的影响。以上我讲的5个问题，对写豫鄂陕边区的历史，对写整个中原突围的历史，不知道是不是有点帮助？我认为只要把这几个观点树立起来，其他枝枝节节的问题就不必扯谁是谁非了。

资料来源:

《中原突围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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